为啥就想着蜀国百姓“苦”了？
裴注在蒋费姜传中，对蜀国的内政援引了一些事件，大致对四相的正策归纳为“萧规曹随、君臣中庸”，以休养生息、富国安民为主；这里面虽然没有多余评价诸葛亮的北伐，但是从渐次减少北伐兵力和次数、以及后来姜维的作为来看，北伐得民心不得士心是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而士族，是掌握喉舌的。因此论蜀，我们多看到的是世家大族小族见于史书，而落实到真正的“民”上，到底物质是否丰富，其实并没有确切的说法。不敢妄言。
吴书对和蜀国的交往，在刘备死后只有寥寥数笔。而确实在出使蜀国后、评价蜀之家国事的人物也不多。确切记载的有张温、薛珝这两次出使。
张温出使于孙权时代，是在刘备新死、诸葛掌权的阶段，主要目的还是商讨吴蜀未来的前景问题。史书记载蜀国待之甚厚，而张温回吴，则常赞蜀国正治。
薛珝出使于费祎新死、刘禅用黄皓、陈祗收权时期，他回吴后，对吴主孙休评价蜀国国主暗弱、臣子不贤、乡民面有菜色。
这两次出使，看似揭露了很多问题，比如刘禅时期好像确实不行、比如诸葛亮时期气象万千。这个结论肯定不假。
但既然论“民”，某觉得还是要注意：张温虽夸奖蜀国，却并没有详细到夸在哪里，以正治大而化之，对“民”生无可稽考。更何况张温所言所行，未必真在探讨蜀国国情，更有可能是借题发挥、暗表对本国吴的诸多不满。其下场和孙权对他的处置，颇有意思。
薛珝大概是吴书中少有的评论了“民”事的地方了。而基本上、多数人也援引此句来证明蜀国国力衰弱“非诸葛、北伐之过，实乃刘禅及其部分臣子暗弱”的证据。倒也没什么毛病。
至于晋书，说的多是司马家与魏国事，有关蜀国情状的，倒是有提到半句：蜀人服化，无携贰之心。
这大概就是历史上对蜀国国情的描述了。纵观这些士族记史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记政不恤民，我们看得到名臣、看得到善政、看得到天下大势、看得到大族小族，但轮到“没有发言权”的民的时候，无论魏蜀吴晋，多数是春秋笔法一笔带过的。这就只能需要我们自己合理推断了。这方面，求同存异是必然的。
即使有类似薛珝这样的捎带手说“民”的，也多为孤证、稀证，从举证的严谨性来说，某个人是实不敢拿这么一条“面有菜色”就去说明“诸葛亮时期就没有面有菜色，蜀民就富足的”。某只敢拿它来说明至少刘禅时期，民生确实不好。
这也是某为什么说谈蜀国民生，用了“有待商榷”的原因。
不吹不黑，资料太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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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亮的“平”和魏吴的“平”到底有何区别，对诸葛亮治蜀的分析比比皆是，某觉得大家读过体会过的，挺好懂的。
某自己给大家一个友情提示：诸葛亮的“平”、涵盖范围相对较广，至于魏吴的“平”……你猜？
